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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朱悅寧:為自己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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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口述史|朱悅寧:為自己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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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朗讀:

1986年初,我開始擔任深圳市副市長,分管工業、交通、科技、辦公廳和體制改革,在這個崗位上前后兩屆,長達十年。作為分管領導,直接領導了包括鹽田港、深圳機場、深圳地鐵、媽灣電廠、沙頭角和福田保稅區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的籌組、建設。

1986年初,我開始擔任深圳市副市長,分管工業、交通、科技、辦公廳和體制改革,在這個崗位上前后兩屆,長達十年。作為分管領導,直接領導了包括鹽田港、深圳機場、深圳地鐵、媽灣電廠、沙頭角和福田保稅區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的籌組、建設。回顧以往,我認為更值得一提的工作,還是主導了深圳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領導了深圳股票上市發行的起步工作,并為深圳民間科技企業創立和發展,付出了努力,也包括曾著意在實踐中探索實施深圳特區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

雖然后來工作崗位不在深圳了,但仍居住在這個城市,親眼見證它日新月異的發展,看到它在各大城市對比中凸顯優勢,尤其是近幾年深圳仍保持著創新發展的活力,甚感欣慰。我深為自己當年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朱悅寧

1944年出生于陜西臨潼縣。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曾在遼寧建昌縣、遼寧省委宣傳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國家經濟委員會和國務院辦公廳任職。1985年調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后任副市長,先后兼鹽田港建設、機場建設、媽灣電廠建設總指揮。

口述時間

2019年12月12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會議廳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唐文雋

實習生 尹 琛

1993年,工作中的朱悅寧(前)。


特區工作具有挑戰性、前瞻性、開拓性,是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的第一批“石頭”,其優劣成敗,直接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讀書百卷

從賣菜棚走進北京

我出生在驪山北麓,渭水之濱。1964年中學畢業后,我考上中國人民大學財政貿易系的會計學專業。大學只讀了兩年基礎課,因為社會形勢在學校呆了六年,后來被分配到遼寧朝陽。

朝陽所屬的建昌縣是個山區。清朝時,那里林密草豐,是皇家的狩獵場。但日偽時期,樹木砍了個精光,水土流失十分嚴重。慶幸的是,山區里山貨野果不少,其中最出名的是杏仁,常年銷往日本。開始,我被分配到縣食品公司的蔬菜門市部。賣菜沒有技術,但有經驗,時間長了,就能達到徒手稱重的境界。你要買點什么,隨手一抓,八九不離十,就足秤了。六年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被分配來賣菜,卻也自得其樂:我有足夠的空閑時間自由支配。

回想起來,大學那幾年和在建昌縣的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讀書最多的兩個時期。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文選》,到唐詩宋詞,我都通讀了好幾遍。

一次偶然機會,我為縣財貿系統的“學毛著講用大會”撰寫發言稿,得到縣委書記的高度評價,立馬把我從蔬菜門市部調去了縣委宣傳部。此后,我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報道、文章,其中有一篇講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標莊的風波》,加花邊發表在《遼寧日報》頭版,在省內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讓我“臭名”遠揚了。我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幾篇作品,也都產生了一些影響。

在縣里待了不滿五年,我被調到遼寧省委宣傳部,參與省委《理論與實踐》的編輯工作。又過了幾年,又從沈陽調回北京,先后在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對外經濟貿易部和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后來又調進中南海,到了國務院辦公廳。

調任深圳,摸著石頭過河

1985年,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李灝調我一起南下深圳。當時,已是不惑之年的我,在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當副主任,主要工作是服務于國務院領導同志,參加會議、隨行出差、整理材料、起草文件,各方面都挺順利。

但李灝同志身負重任,只身南下,擔負起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的領導工作,而特區工作具有挑戰性、前瞻性、開拓性,是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的第一批“石頭”,其優劣成敗,直接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作為一個年輕人,我雖從建昌縣的賣菜棚子,一路走進中南海,但并未從事過如此重大具體的一線工作。去深圳經濟特區闖一闖,奮搏一回,當然具有巨大的感召和誘惑力。當李灝同志找我談南下深圳時,我什么話也沒說,只問了一句:那里熱嗎?

當時,國務院領導同志正式通知我調動時,他說:去吧,爭取干好。干不好再回院里(指中南海)!我回答說;一定爭取干好,干不好不回來見您!

就這樣,我帶了簡單行李,辭別在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工作的妻子和正在讀小學的雙胞胎女兒,南下深圳了。

“人這一生做不了幾件事!你們能把特區這件事做好,就很不錯了。”

扎根深圳

腳踏實地做事情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的春風,正漫卷著祖國大地。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吸引著全國乃至世界的目光。

初始的深圳是一張白紙,也是開始沸騰的火爐,到處是機聲轟鳴的建筑工地。生活環境并不完善,南方的粗米蓋澆飯,我的腸胃還不適應。工作忙乎一天,半夜回到空蕩蕩的家中,煮包方便面對付一下。半年下來,我變得又黑又瘦,體重只剩下一百零幾斤。就這樣我硬是一年沒出經濟特區“二線”。

當時深圳的經濟出了一些問題,大批基建隊伍被裁減,很多企業發不出工資,商業貿易積壓嚴重。春節來了,那是我在深圳過的第一個春節,街上冷冷清清。冷風乍起,塑料袋漫天飄飛……

此情此景,我確也動過調回的念頭。有一次,國務院領導同志來深圳考察,說到我在深圳的去留,他對我語重心長地說;“人這一生做不了幾件事!你們能把特區這件事做好,就很不錯了。”話少理多,教誨至深,越想越有道理,越琢磨越深刻。

掙脫束縛 創立保稅區

探索特區管理模式

1986年末,深圳開始壓縮基建規模、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向制造業傾斜。能不能走好這一步,關系到深圳這個邊陲小鎮能否挺直腰桿站起來,進而以高新技術含量的產業走向世界。

我作為主管工業的副市長,著手制定了一個工業發展三年規劃:1987年到1990年工業產值從26.7億元達到100億元以上。現在看,100億元幾乎不值一提,但那時可不是個小數。有很多人,包括北京主管部門的專家、領導都表示過懷疑,問技術人員在哪,水和電在哪,原材料在哪。我們雖然感到壓力很大,但卻心中有數。因為這是一個一個企業去調研、統計,最后累計出三年后的產值總額,又往下砍了幾刀。嚴格講,這是個實事求是的統計。

后來的實踐,出人意料地大大超越了工業三年規劃,“深圳速度”實現了由基建領域向產業發展的轉變,為高層次外向型經濟的騰飛開始奠定基礎。

保稅區的籌建也是深圳當年的一大“創造”。1987年,時任國務委員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到深圳考察。我去迎賓館向張勁夫同志匯報,并提出了一個想法,能不能在沙頭角或什么地方劃出一塊地,實行“境內關外”的保稅政策,直接按國際慣例運作?張勁夫同志當即就肯定了這個想法,并立即給有關部門負責人打了電話。他斬釘截鐵地說:“你們搞個文件,我來批。”經過一段籌建、報批,全國第一個保稅加工區在沙頭角海邊一片空地上誕生了。后來,又籌建了福田保稅區,開始都由我兼任兩個保稅區管委會主任。

為什么會想到設立保稅區?主要是當年設想經濟特區的模式,如“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一線管人,二線管物”“境內關外”“半導體”等,都未得到批準和實施,一些舊的條條框框仍在束縛著特區的發展。設立保稅區就是想把特區的上述基本構想,在較小的范圍內實施,起到示范和突破作用。兩個保稅區都辦得不錯,為特區發展做出不小貢獻。但管理模式上并未實現大的突破。

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出臺,不僅直接催生出深圳的股票市場,也拉開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

推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

開啟股票上市

到深圳經濟特區之初,我任市政府副秘書長,沒多久,市領導提議我兼任深圳市體制改革辦公室(簡稱“體改辦”)主任,也是深圳體改辦第一任主任,直到新來的同志接任,我才不兼了,但仍分工管改革。

特區以改革為其使命,該從哪里入手,真是一個重大科題,也是難題。當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還未確立,通行的說法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所有制問題更是一個禁區,特區“姓資還是姓社”的疑問依然不時有人提出。

當時,國家有關方面在沈陽召開體制改革座談會,通知深圳派人參加。體改辦的同志參加會議以后,寫了一個報告,提出深圳國有企業的改革,應大膽地往前走。這份報告送給時任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李灝同志。李灝同志非常重視,批示說:“國營企業股份化是一項十分緊迫的工作,請體改辦抓緊試點,在取得經驗后逐步在全市范圍推廣。報告中許多觀點我都贊成。至于改(革)集體所有制、租賃等形式,也有其適用范圍,不要輕易否定。”

有了李灝同志的指示,體改辦一班人馬,立刻興奮和振作起來,提出“所有制結構改革”的口號,很快拿出深圳市國營企業股份化改革的方案,列出了首批改革名單。那時候,深圳的機構設置比較簡約,重大事情都是在常委和副市長均參加的常委擴大會上討論決定,所謂“一次過會”“一錘定音”,再加上深圳社會對改革的承受力極強,推行起來順風順水。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出臺了《國營企業股份制試點的暫行規定》,開始了全國最早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

深圳發展銀行正好在這個時候籌建,那時特區沒錢,我們決定以股份制方式組建深圳發展銀行,內部發行股票籌措資本金。記得當時深圳發展銀行籌備辦公室的孫國安,大大的個頭,挎個小背包,拿著油印的憑據,到政府辦公樓各屋去推銷,求大家買一點,支持深圳發展銀行的創立。

發行股票集資

誕生最早企業股票

既然改成股份制了,就可以發行股票集資了。于是,深圳最早的企業股票誕生了!當時并沒有證券管理部門和機構,所有工作都由體改辦協調推動。坦率講,這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情,當即爆發出無窮的經濟活力,后來的威力更加驚人:從1986年到1992年,深圳共有股份公司128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由企業法人持股或者企業內部職工參股的內部股份公司達110家。

第一批企業股票發行以后,市場交易行為也隨之而生,并且越來越活躍,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在有關方面的建議和推動下,我找到當時體改辦的同志,商量讓他們到香港證監會“取經”,制定一個我們自己的證券管理文件。經過一段時間的赴港調研,體改辦的同志用16開大稿紙,厚厚地寫了一本《深圳證券市場管理辦法》(草稿)。應當說,這是深圳第一個,也是全國第一個證券管理文件。

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出臺,不僅直接催生出深圳的股票市場,也拉開了所有制改革的序幕,使經濟領域中最難觸動的一個堡壘開始被“攻克”,一個多元化所有制共存的局面開始形成。經濟特區是什么?此之謂也。

有人問任正非,華為成功最主要的靠什么?任正非回答:靠的就是當年民間科技企業那個紅頭文件。

制訂頒布“18號文”

催生深圳民營科技企業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改革不到位,私營企業還沒有生存空間。即使在深圳經濟特區,個人仍然是不允許注冊公司。許多人辦公司都掛靠在一家國有企業名下,戴個“紅帽子”。科技人員作為個體,想要進入產業領域,更是難如登天。這種局面不改革,哪里還有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但是,從哪開始突破?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刺激和麻煩,我們提出了辦民間科技企業的設想。允許、號召有技術、技能和發明專利的科技人員,辦科技含量高的民間性質的企業,雖不是國營的,但也沒冠“私營”的名義,應該不犯大忌吧。“18號文”這個文件是當時改革辦最早起草的。我和大家反復修改,成型后送有關部門征求意見,然后再修改定稿后,報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87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下簡稱“規定”)正式頒發。同年,又發布了《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登記注冊若干辦法》。

多年以后,李灝同志有一次對我講,有人問任正非,華為成功靠什么?任正非回答:靠的就是當年民間科技企業那個紅頭文件。允許創辦民間科技企業還有一個作用,即我們過去的高科技人才往往是“短腿”的。他們只懂得本行業和學科的技術知識,而不懂市場、不懂金融、不會經營、不會管理,因此難以在經濟發展中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現在,允許他們自己辦企業,讓他們在市場中“摸爬滾打”,就能造就一大批科技型的企業家,一大批進入世界市場而大有作為的能者、專才。這才是“發展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也是特區高新技術發展的希望和保障。

更加可喜的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全國都來經濟特區參觀學習,民間科技企業這個規定開始影響到全國,各地陸續制訂了有關規定,民營科技企業開始在全國各地遍地開花。

主持機場、鹽田港、

媽灣電廠等重大項目建設

我分管工業、交通的十年時間里,正是深圳基礎建設最集中的一個時期。機場、碼頭、電廠、高速公路、地鐵……相繼起動,十分繁忙。每一個項目都有曲折,都有故事。

深圳機場建設,僅用兩年零四個月就在一片海灘上建成通航了。媽灣電廠建設,硬是舍棄昂貴的進口機組,改用國產機組,兩臺三十萬機組少花2億多美金。國產三大島加國外關鍵部件以及業主配套的模式,在全國電力會上受到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表揚。作為鹽田港建設指揮部的總指揮,我同幾個鹽田港老人,從起步工程干起,直到做完一期工程并達成與港商合資。

中央領導同志對深圳的關懷支持,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在媽灣電廠參加第一臺機組調試時,我幾天幾夜都未離現場。中央領導同志來深圳考察,我也未露面。中央領導同志問起,怎么沒見到朱悅寧?在接到相關部門通知后,我拿了修建市區到機場的一個地鐵規劃草圖,去見中央領導。我打開圖紙,向領導匯報:機場完工了,為了客人的快速集散,也為了吸引香港客流的方便,需要一條軌道交通。從羅湖作起點,連接皇崗,經過東角頭,從西鄉海邊穿過,直達機場。在東角頭處,未來可以建一座跨海大橋,把香港也納進這個交通網絡。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深圳地鐵國家立項,成立了一個深圳市地鐵建設領導小組,我是組長,就開始了籌建工作。

回顧以往,我付出了努力。雖然后來工作崗位不在深圳了,但仍居住在這個城市,親眼見證它日新月異的發展,看到它在各大城市對比中凸顯優勢,尤其是近幾年深圳仍然保持著創新發展的活力,甚感欣慰。我深為自己當年能到深圳工作而自豪!


總第88期

出 品:深圳市政協 深圳晚報社

總策劃:戴北方 王 璞 王大平

總監制:柳光敏 鄧自強

總顧問:黃 玲 南兆旭

總執行:葉曉濱 周智琛 胡 文

統 籌:吳振興 成 功 梁瓊月

楊 堃 張 笑

[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編輯:鄭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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